政府工作報告提出，以更大的政治勇氣和智慧，深入推進改革開放。代表委員們認為，當前正值轉型升級的關鍵時刻，要不失時機深化重要領域改革，尤其要重視解決體制機制問題，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增強經濟社會發展的內在活力

　　國有企業改革——以市場經濟要求為導向

　　“國企改革遠未結束，改革還可以激發出更大的潛力，釋放更大的紅利。”全國人大代表、國資委副主任邵寧說，國企改革尚在深化過程之中，與市場經濟的要求還有很大差距。邵寧代表說，國有經濟布局結構、國企組織結構還需進一步調整，國資監管體制有待進一步完善。

　　邵寧代表認為，國企下一步的改革首先要從分類改革出發，探索國有企業與市場經濟的結合方式。“一批企業承擔了大量公共保障責任，更多是具有競爭性的國有企業。如果不分類，改革邁不開步子，監管也難以深化。”

　　同時，要將國有企業本身調整改革到符合市場競爭要求的方向上。在改革用人機制上要做到能進能退、能上能下，收入可增可減;還要調結構，卸包袱，該退出的領域要繼續退出。

　　另外，要把對國有企業的管理體制調整到符合市場經濟的方向上。這包括減少對企業投資的政府審批，進一步完善出資人對經營者的激勵、約束機制，改革干部管理體制、建立有別于黨政干部的企業領導人員選任機制等。

　　財稅體制改革——

　　理順中央和地方財稅關系

　　“近年來，財政體制改革取得了顯著成效，但仍存在政府間事權和支出責任劃分不夠清晰、轉移支付制度尚需完善、省級以下財政體制改革還未完全到位等問題。”全國人大代表、財政部部長謝旭人說，當前還需大力推進財稅體制改革，增強財稅體制對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促進作用。

　　全國政協委員、清華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白重恩認為，繼續深化財稅體制改革，首先要加快健全中央和地方財力與事權相匹配的財政體制。當前，可以結合營改增進程研究調整中央和地方的收入劃分。在這一調整中，中央財權應該有所讓步，加大一般性轉移支付的力度，讓地方有更多財權去決定資金的使用方向。

　　“當前，還需完善預算收支管理制度，進一步增強預算的完整性、透明度和有效性，這離不開績效預算。”全國政協委員、中國人事科學研究院院長吳江說，目前我國已在一些教育、科技等項目上實施了績效預算，但整體的財政收入績效預算還需再完善。“預算績效應該切實起到杜絕‘為花錢而做預算’的目的。”

　　金融體制改革——

　　凝聚改革共識著力頂層設計

　　全國人大代表、中國光大集團董事長唐雙寧認為，針對我國金融業改革發展面臨的形勢與任務，應專注于金融業改革的頂層設計。

　　唐雙寧代表認為，“十二五”乃至今后相當長時期內，金融業改革的顯著特點是：改革同時涉及銀行、證券、保險、信托等領域，具有更強和更高層面的綜合性，需要宏觀與微觀相結合，理論與實踐相結合，做好頂層設計。“這就需要一個能夠跟蹤和了解金融業，具有高度綜合性、專業性、獨立性、包容性的決策參謀機構，統籌設計金融業改革方案。”唐雙寧代表說。

　　唐雙寧代表認為，金融體制改革頂層設計應定位于“金融再研究”和“金融準決策”。可選聘既有實踐經驗又有理論基礎和宏觀視野戰略眼光的社會人士，超脫地跟蹤、研究和分析我國金融業的整體發展情況，結合各國金融業發展的經驗教訓和發展實際，對各種金融理論觀點進行綜合梳理，形成比較一致的共識，形成可操作性的意見，成為“準決策”的基礎。

　　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處理好國家企業居民利益關系

　　“中等收入群體不僅是維護社會穩定的中堅力量，也是釋放消費紅利的主力軍。”全國人大代表、民建中央副主席辜勝阻認為，加快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要處理好國家、企業、居民之間的利益關系，構建“橄欖型”財富分配結構。

　　辜勝阻代表說，在打造“橄欖型”分配結構的過程中，要健全有利于勞動者收入提高的長效機制。要完善工資協商機制、工資支付保障機制和最低工資制度，建立健全居民收入與經濟增長掛鉤、勞動所得與企業效益掛鉤、工資與物價水平掛鉤的收入增長機制，增強居民收入預期，讓勞動者分享發展成果。

　　全國人大代表、杭州娃哈哈集團董事長宗慶后認為，要重點通過稅收調節收入分配不公，應降低老百姓的稅負，增加中低收入群體的收入，解決特殊人群的生活困難。要調整投資結構，提高政府公共服務支出在政府支出中的比重，特別是加大對社保、醫療、教育等公共產品的投入，推進城鄉、區域公共服務均等化。此外，還要控制好物價上漲，讓居民收入增長超過物價的上漲，實現沒有水分的、實實在在的收入翻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