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約的坐席，爆棚的記者，坦誠的答問。與以往一樣，作為每年兩會的“壓軸大戲”，總理會見中外記者并回答記者提問，仍然持續了兩會的熱度。

無他，值此中國經濟面臨止跌企穩的關鍵時刻，經濟下行與民生保障交織重疊，形勢之嚴峻，異乎尋常，中外媒體高度關注總理表態，并試圖從中獲得深度解讀的可能，完全可以理解。

對中國經濟的關注并非僅僅來自兩會。實際上，從去年開始，隨著GDP增速下調，以及由此而來的經濟持續下行，公眾早已敏銳感覺到來自宏觀經濟層面的壓力。物價上漲，實體經濟開工不足，就業壓力驟增，農產品價格不振等等，已經開始影響全社會的日常消費意愿。發生于今年兩會期間的黑龍江礦工討薪事件，更是為今年的經濟運行蒙上一層陰影。

在上午舉行的總理答記者問中，絕大多數議題聚焦經濟形勢與民生保障。而民生問題往往又是經濟發展在分配環節的衍生，經濟景氣指數牽涉民生冷暖，民眾對于“錢袋子”，以及收入預期的感知，又往往回饋到經濟大勢。兩相交織，必然愈纏愈緊，若不以絕大的勇氣快速破解，或將出現結構性困擾。一旦喪失信心，則提振經濟就會淪為一句空話。

這表明，當下的中國經濟正面臨著一個絕大的“坎兒”，過得去，則光風霽月；過不去，則愁云慘淡。話題如此沉重，讓整個答問氣氛顯得十分凝重。

盡管如此，李克強總理依然以坦誠、開放的姿態面對中外媒體。既承認當前中國經濟遇到的困難和問題，也指出希望與機遇所在，他說：“我們對中國經濟長期向好充滿信心”。“中國經濟是困難和希望并存，如果從底盤和大勢來看，希望大于困難。”

那么，李克強總理的“信心”從何而來？

首先，來自于堅持不懈的改革開放。李克強表示，“只要堅持改革開放，中國的經濟就不會‘硬著陸’”。這是因為，至少在過去及現在，中國的市場依然發育不足，市場并沒有成為資源配置的主要力量，還存在很大的潛力。

一方面，不少地方政府仍習慣并依賴搞政府投資拉動的“強刺激”，用總理的話說就是“大水漫灌”，以求一針見效。特別是，這一投資慣性一旦與官員的GDP訴求合流，可能在短期內數字亮眼，但從長遠看，必將給地方發展帶來災變。

另一方面，政府伸得過長的手，也導致市場競爭關系的扭曲，總理坦言，“我們政府確實還管了一些不該管的、束縛生產力發展的事情。同時，在保障公平競爭環境的監管方面又沒有完全到位。”只要堅持改革開放，堅持簡政放權，堅持市場導向，相信一定會釋放民間的熱情與創造力。

其次，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不平衡，也使得經濟多了些韌性和耐受力。落后產能與新經濟的落差、城鄉之間的差距，工業與農業的不平衡，億萬農民在基本社會保障方面的欠賬等等，既是未來政府工作的著力點，也可視為提升民眾福祉、緩釋經濟下行壓力的重要減壓閥。危機不僅僅意味著“危”，更有諸多“機遇”、“機會”在里面。

以目前各方矚目的“去產能”為例，地方政府不能僅僅看到由此產生的工廠閑置、工人失業現象，更要看到這種轉型過程中孕育“新經濟”的可能。在這個過程中，要確保國家用于轉崗安置的專項資金真正用到職工身上；要從市場上尋找出路，不能只是簡單的裁員了事；要切實改變政府的固化思維，切實保護職工的合法權益。

引起廣泛關注的黑龍江“龍煤事件”，盡管其間不乏上下信息溝通的阻滯問題，但卻也暴露出地方政府在“去產能”上的簡單粗暴。先是罔顧經濟規律，拼命擴張，人為打造超大企業；出現困難不及早綢繆，逐步轉型；最后則簡單停產、拖欠職工工資；尤其惡劣的是，各個環節都在欺瞞，這樣的“去產能”，不出問題才怪。

實際上，只要有人群聚集、有城市化，就會不斷衍生新的需求。李克強總理一再提及的“新經濟”，正是從這些看似傳統的經濟中分蘗出來。誠如總理所言，“新經濟”不僅指新興產業和業態，也包括工業制造當中的智能制造、大規模的定制化生產等，還涉及到一產當中像有利于推進適度規模經營的家庭農場、股份合作制，農村一、二、三產融合發展等等。

即便是看似“純支出”的養老保險、醫療保險等，也會因為政府在這些方面的投入，而使得養老產業、醫療服務產業得到大幅躍升。進而言之，還會在消除民眾后顧之憂的基礎上，促進消費，提振經濟。

3月4日，李克強在政協經濟組表示，不要懼怕困難和挑戰，中國歷來就是在困難和挑戰中走向強大的。可以說，除了政經關系以及經濟運行的諸般規律之外，總理對中國經濟向好的信心，根本上來源于對于民眾創造精神的深刻認知和高度信賴。即如總理所言：“一個國家的繁榮進步，還是在于億萬民眾的參與，這也可以實現人的全面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