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式油價：壟斷與讓利

    3月20日，國內成品油價格再次上調，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汽柴油價格超過8元/升，國內油價開始進入8元時代。而在2005年中旬，國內油價還不到4元，不到7年時間就實現(xiàn)翻番，如果和同期通貨膨脹指數(shù)相比，油價的漲幅顯然大大超前。

    每一次油價的上漲都會帶來社會公眾的抱怨，而這一次進入“8元時代”之后尤甚。發(fā)改委似乎也滿懷委屈——我們已經(jīng)延遲了調價的時間，并且控制了漲價的幅度。但公眾并不領情。在國際油價持續(xù)高漲的背景下，發(fā)改委左右為難的窘境越來越明顯，如果提價幅度不夠，“兩桶油”會以煉油業(yè)務虧損為由施壓，并且挾壟斷之力在市場上制造油荒，如果漲價幅度過大，又會淹沒在公眾的口水之中。

    一直以來，政府部門對于各種過快上漲的物價都嚴加控制，小到菜價大到樓價，不惜以各種市場化或非市場化的手段抑制漲幅，但在調節(jié)油價上，發(fā)改委已經(jīng)顯得越來越力不從心，其中最重要的原因，自然還是和我國成品油定價機制有關。

    2000年以前，我國成品油基本上實行政府定價，在過去十幾年時間里，我國成品油定價機制歷經(jīng)多次改革，國內油價逐漸和國際市場接軌，定價機制也從完全行政化向市場化逐漸過渡，但因為改革方案的不徹底，目前的定價機制仍只是披著市場化的外衣，實際主導權仍然掌握在政府之手。

    但由于油價的獨特性所在，政府行政干預的模式或許能對菜價和樓價生效，但對油價并無太大的掌控力。其中主要有兩大原因，一是我國的成品油定價以國際市場原油價格為參照指標，我國雖然是全球第二大石油消費國，但對于國際原油價格并無定價權，所以，在這樣的背景下，政府主導定價的模式注定是力不從心；其次，我國的石油市場被“兩桶油”高度壟斷，市場上沒有形成足夠的競爭主體，政府對“兩桶油”的影響力遠遠弱于對蔬菜市場和房地產(chǎn)市場的影響力。

    無論是確立國際市場的定價權，還是打破“兩桶油”的壟斷地位，都非一朝一夕之事，而近在眼前的事情更值得擔憂——油價進入“8時代”之后，該如何應對并不遙遠的10元時代？按照現(xiàn)有的成品油定價機制，如果國際油價重返2008年中旬創(chuàng)下的歷史高位，也就是在現(xiàn)有價格上繼續(xù)上漲20%，國內油價就將迎來10元時代。如果國際油價保持今年上半年的上漲速度，這可能只需要一個季度就可以完成，而如果伊朗和敘利亞等地區(qū)局勢出現(xiàn)惡化，這一天可能到來得更早。

    油價快速上漲，作為夾心階層的中產(chǎn)階層受到的沖擊最大。當油價漲幅較小時，處于高度壟斷地位的“兩桶油”可以享受巨額財政補貼，當油價漲幅過高時，農林牧漁等特殊行業(yè)可以得到相應補貼，中產(chǎn)階層其實成為油價漲跌中最弱勢的群體。

    這種定向補貼的方式既有失公平，同時也扭曲了資源的優(yōu)化配置，干擾了市場的正常價格信號。有賺錢機器之稱的“兩桶油”屢屢以煉化業(yè)務虧損為由申請巨額財政補貼，歷來為人們所詬病，而對農民等弱勢群體的補貼，雖然本意是為了保護農民利益，但在事實上已經(jīng)扭曲了資源的正常配置，導致我國糧食等重要農副產(chǎn)品的價格失真。

    與行政化的補貼方式相比，稅收杠桿是更市場化的調節(jié)手段，在未來成品油定價機制的改革中，稅收應該成為調節(jié)油價的重要方式。當油價高企時政府適當減稅，可以減輕高油價對經(jīng)濟和民生的沖擊，當油價較低時適度提高稅率，可以抑制低油價時代的過度消費，實現(xiàn)節(jié)能環(huán)保的需求。

    今年我國財政政策的重要手段之一是結構性減稅，如果在不遠的將來國內油價進入10元時代，結構性減稅的財政政策也就有必要向成品油市場推進。我國油價的構成大致分成三個部分，原油成本占據(jù)60%多，稅收占據(jù)30%多，加工和流通環(huán)節(jié)的成本利潤不足10%，從抑制油價的角度來看，國際原油成本基本上難以控制，加工和流通環(huán)節(jié)的利潤也難以壓縮，唯一可以調整的空間就是減稅。更重要的是，減稅可以惠及所有人群，而不只是少數(shù)特定群體，與財政補貼的方式相比更顯公平，如果油價進入10元時代，大概也只有減稅讓利方可稍稍平息民眾的抱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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