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月25日，農歷大年初三，河北樂亭養殖戶段金宗正在度過一個冷清而沉重的春節。因為在2011年，康菲溢油事故造成的水體污染使他數年的辛苦付諸東流，養殖場損失過百萬。之后的半年里，他忙于清理、取證、上告、訴訟……卻一無所獲。

    但就在這一天，他在電視上看到了一則消息——農業部、美國康菲石油中國有限公司（下稱“康菲”）、中國海洋石油總公司（下稱“中海油”）同時宣布，康菲將出資10億元，用于解決河北、遼寧部分區縣養殖生物和渤海天然漁業資源損害賠償和補償問題。

    “幾乎傾家蕩產”的段金宗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難道所有的等待和艱難都走到了盡頭？但他很快“冷靜了下來”，他想起這半年間所經歷的委屈和波折，“我覺得10億賠償金是一個渺茫的事。”段金宗對《中國經濟周刊》說，“我要通過法律手段討個公道，康菲造成多少損失，就賠我們多少。”

    “我們不同意行政調解”

    段金宗的悲觀并非毫無理由。

    雖然，康菲仿照國外的做法建立了生態賠償基金，但賠償基金的管理卻與國際管理規則完全不同：國外的賠償基金大多由獨立的第三方主導，政府部門只有監督職能，而康菲的這筆賠償基金卻為政府部門主導。

    簡言之，這筆“來之不易”的賠償款源于農業部的“行政調解”，而非段金宗所期望的“法庭判決”。

    農業部官網顯示，2012年1月25日，農業部新聞辦公室發布《蓬萊19-3油田溢油事故漁業索賠行政調解達成一致》一文，稱“經過行政調解，農業部、中海油、康菲以及有關省人民政府就解決蓬萊19-3油田溢油事故漁業損失賠償和補償問題，達成一致意見”。

    “顧名思義，行政調解就是行政機關主持的調解，行政機關在此過程中扮演的是中間人的角色，而不是當事人的角色。”北京資略律師事務所主任、中國公益訴訟網主編李剛向《中國經濟周刊》解釋說。

    據李剛介紹，行政調解是國家行政機關處理民事糾紛的一種常用方法，在性質上，行政調解屬于訴訟外調解，所達成的協議均不具有法律上的強制執行力。“簡而言之，就是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辦法——和解。”

    “我們不同意行政調解！”段金宗態度堅決，他認為，接受行政調解意味著妥協。“不只是賠錢的問題，我們還要公道。”段金宗認為，認錯態度不夠誠懇的康菲必須出庭，接受法庭的審理和宣判，做出認錯表態，并予以合理賠償。

    “如果是行政調解，康菲甚至都不用出庭。”段金宗對此“很想不通”，“怎么能和解呢？農業部不是我們這邊兒的嗎？怎么是中間人呢？”

    “其實，從現實情況看來，采取行政調解是一個值得肯定的優選舉措。”李剛解釋說，“如此之大的一個糾紛，行政處理的效率、成本都優于訴訟。”

    但他也指出，從目前公開的信息分析，“很多關鍵點不透明，例如，損失如何測定、賠償的程序如何安排、需要什么條件才能索取賠償等等。”

    行政調解作為一種較為快捷、低廉的矛盾處理方式，也有著根本性的原則——自愿、平等協商、一致協議。

    “至今，沒有任何一個單位與我聯系，就代表我去調解了，并達成了一致。”段金宗認為。

    “不在場”的受害者

    河北樂亭107位養殖戶的代理律師趙京慰對《中國經濟周刊》表示，他并不看好此次行政調解。“農業部的身份是什么？是受害方代表？還是其他身份？我到現在還沒有弄清楚。”趙京慰認為，這次調解從法律框架來看存在瑕疵，因為“我們看不到受害人的身影”。

    不贊同行政調解的并非段金宗一人。李剛所代理的河北昌黎近百名養殖戶都一致表示，“很懷疑，很擔憂。”

    “海洋局披露康菲溢油事故時就已經晚了一個月，很多養殖戶不知道水產品大量死亡的原因，也就沒有采取有效措施保留證據，因此，養殖戶只能將去年投放的種苗和收獲量與正常年份做出對比，以此間接證明自己的損失。”李剛介紹說，由于證據不足，很多養殖戶無法進入訴訟程序。

    “至今，漁業部門也沒有進行過詳細的損失統計，也無任何部門過問損失情況，養殖戶們都很擔心自己被排除在農業部行政調解之外。”為此，李剛向農業部申請了信息公開，但至今沒有得到任何回復。

    擔心“被排除在外”的還大有人在，根據農業部公開的信息，康菲所賠償的10億元僅用于“解決河北、遼寧省部分區縣養殖生物和渤海天然漁業資源損害賠償和補償問題”。

    “那我們呢？”“康菲索賠第一人”、北京華城律師事務所律師賈方義在接受《中國經濟周刊》采訪時表示，他代理的數百名山東養殖戶對“賠償方案”很不理解。“我們的損失是稍后結算呢？還是認定山東就沒有損失？為什么不同步賠償？總應該有個說法。”針對種種疑團，《中國經濟周刊》致函農業部，希望獲得解答，但截至發稿，仍無任何回復。

    10億元遠遠不夠？

    “這10個億是怎么算出來的？根據什么決定的？我認為賠償數額缺少依據。”賈方義認為，農業部掌握了康菲溢油事故的大量調查性數據，“這應該是康菲應付賠款額的依據，但目前這些數據并沒有公布。”

    養殖戶段金宗向《中國經濟周刊》算了一筆賬：“一個池塘，按照承包面積、投苗數、礁、人工、設備等等這些加起來，僅算成本，一畝地就投入3.6萬元，按照往年情況，如果正常出礁，一畝池塘至少能拿到4萬元，家里有幾畝池塘，一算，結果就出來了。”

    按照上述計算方法，僅趙京慰代理的河北樂亭107位養殖戶就共計損失了4.9億，而此前媒體公布的“康菲索賠第一案”——河北樂亭29位養殖戶索賠養殖損失金額為2.347億。

    “僅這136戶的索賠金額加起來就已經超過了10億賠償金的70%。還有其他地區的沒有統計的養殖戶呢？”趙京慰認為，“10億，從數字來說，未必能夠。”

    趙京慰還認為，作為一個行政調解的結果，不僅總金額要讓受害者滿意，賠償標準、賠償方法、賠償路徑都應該出臺具體的方案，征求受害者的意見。

    “目前看來，‘達成一致’的結論下得為時過早了。”趙京慰指出，在沒有征求受害者意見、沒有核算賠償金額、沒有出臺具體賠償方案的情況下，就得出了行政調解的結果，是不夠合情合理的。

    但李剛認為，“賠償方案應該分為實體和程序兩部分。程序上，農業部可以通過行政調解來促成康菲對養殖戶損失進行賠償，具體落實到程序上，首先應該組織漁業部門收集、整理養殖戶的申報文件，對其進行甄選、匯總，在此基礎上，再由農業部主持，由受損方代表與康菲就賠償問題進行具體的落實。”

    新年伊始，在備受關注的渤海灣沿岸，新一輪的養殖又要開始了。“我們的池塘都已經重新造礁、清潔、消毒，五一就開始投苗。”段金宗仍然對新一年的勞作充滿了希望，“去年的錢已經損失了，今年不管怎樣還得繼續投苗，要不然這個錢永遠回不來了。”

    停滯中的第一案

    10億賠款懸而未決，另一邊，艱難立案的“康菲索賠第一案”也并無新的進展。

    2012年1月25日，在承諾賠償的同時，康菲方面也表示，如果漁民不接受農業部的方案，完全有權利繼續通過法律途徑索賠。

    康菲已經收到天津海事法院的通知。“我們對于該事故感到非常抱歉，并希望對公司作業所在區域的社區提供支持。”康菲方面解釋說，渤海灣賠償基金作為訴訟替代方案，以便向愿意接受這種賠償方式的索賠者提供更為簡單的途徑，力求公平地解決問題。

    但賈方義認為，由于法律法規的缺位，民間的訴訟依然是很困難的，過程會很漫長。“如果訴訟的時間拖得太長，結果就是打疲勞戰，養殖戶和律師都不得不妥協，接受康菲提出的賠償辦法，從而放棄自己的權利。”

    2月7日，《中國經濟周刊》記者致電天津海事法院獲知，去年年底就已立案的“康菲索賠第一案”至今尚無任何進展。

    緊跟其后的是由趙京慰代理的河北樂亭107位養殖戶索賠4.9億元的案件，據趙京慰介紹，該案已完成原告身份核查，是否立案，要繼續等待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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