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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據康菲石油公司數據顯示，在過去一個多月時間里，渤海溢油事故中溢出的石油和油基鉆井液總量約1500桶。
 
　　渤海溢油事故以及緊隨其后發生的綏中原油落海事件，一個月內連續發生的幾起事故，為我國未來海上油氣建設敲響了警鐘，今后我國海上油氣建設亟須填補哪幾塊短板？
 
　　技術標準能否跟得上發展速度
 
　　事故接連發生的背后，暴露出我國海洋油氣開采過程中技術短板問題。在開采速度激進的背景下，是否潛藏技術落后風險？下一步如何平衡產量與安全？這成為今后我國海洋油氣開采過程中必須直面的課題。
 
　　“此次渤海溢油事故中的原油管線建在20年前，20年前管線標準和現在有很大差距，這種差距就是風險。”中國海洋石油總公司能源經濟研究院首席能源研究員陳衛東認為，海上石油開采是非常復雜的技術，目前尚沒有一個國家或公司可以完全獨攬所有的技術，也沒有哪項技術可以包攬開采幾十年。對于渤海溢油這種此前從未發生過的突發事故，企業只能不斷提高技術標準來應對開發過程中可能出現的風險。
 
　　此外專家指出，海上石油工業是高風險行業，此次連續事故的出現，給下一步我國海上石油開采過程中如何更好地平衡速度與安全敲響了警鐘。
 
　　“最近海洋原油開采事故頻發，這可能與擴張過快有一定關系。產量過大自然會帶來一系列問題。這也給中海油帶來新的挑戰，那就是如何在快速發展過程中實現產量增加與質量安全的雙贏。”廈門大學能源研究中心主任林伯強說。
 
　　目前我國海洋石油發展正逐步邁入到一個更快的增長階段，在油氣年產量達5000萬噸的“海上大慶”建成之后，下一步中海油將從目前主力開發300米以內的淺海向深海開發挺進。然而相比淺海而言，深海石油開采的風險更大，技術含量要求也很高，如何提高技術水平，讓技術標準與我國海洋石油開采步伐相匹配，這已成為重要挑戰。
 
　　企業責任能否與獲利匹配
 
　　作為高利潤與高風險并存的行業，石油開采企業在享有高額利潤的同時，是否承擔著相應的約束與責任，在此次渤海溢油事件之后，這一問題已凸顯出來。
 
　　“在追究渤海灣漏油事故責任方經濟賠償的時候，人們發現根據《海洋環境保護法》罰金只有20萬元，這既難以起到震懾企業不犯類似錯誤的作用，也遠難抵消給當地漁業、旅游業、海岸景觀、生態環境等帶來的損失。”中國人民大學環境學院博士王瀟瑋認為。
 
　　“罰款20萬元確實有點低，可是根據我國海洋環境保護法規定，進行海洋石油勘探開發活動造成海洋環境污染的，法律上確實有‘處以3萬元以上20萬元以下罰款’的規定。”陳衛東認為，法律的滯后凸顯出企業權益和責任嚴重不匹配不對等的現實，這種不平衡助長了企業片面追求利潤而忽視安全的行為。
 
　　“海洋漏油是一個全新的課題，國外也沒有特別好的辦法，目前只有通過重罰才能使得作業方變得盡量謹慎。”林伯強指出，海洋石油開采一旦出事，受污染面積就會相當廣泛，所以國外對海洋石油開采安全的約束制度中，首先就是重罰。
 
　　“在發達國家，罰款都是天文數字，一旦發生海洋污染，罰款足以使企業傾家蕩產，BP就是這方面的例子。這樣的約束機制會讓各家石油公司在海洋石油開采過程中會變得非常謹慎，企業往往會調整自己的過激戰略，以減少因追求利潤最大化而導致的安全事故。”林伯強指出。
 
　　去年發生的墨西哥灣漏油事件表明，英國石油公司在開采前未能充分評估開采的環境風險，開采時又為降低成本使用不合安全標準的產品，最終釀成史上最嚴重的海洋污染事件。在我國石油工業走向海洋的過程中，如果國家對企業的約束僅僅停留在企業道德、社會責任等軟性約束上，在法律法規上缺乏相匹配的硬約束，則無法保證下一次海洋溢油事故的杜絕。
 
　　安全監管能否跟得上企業行為
 
　　距渤海溢油事故發生一個月之久，有關部門才對公眾發布信息。對此專家指出，在中國石油開采向海洋邁進的步伐中，相關政府部門也應加快監管步伐，跟上企業的行為。
 
　　“將來我國海上石油開采勢必要走向深海，深海作業對技術有很高的要求，同時對企業管理、對行業監管方面的要求會更高，對此政府相關部門需要做好準備。”中國石油大學工商管理學院副院長董秀成認為，這次事件凸顯出有關部門的監管存在一定漏洞。要健全法律法規，掌握主動監管權，有自己的一套完善的監管體系，不能等企業出事后再處理。
 
　　去年墨西哥灣漏油事件的爆發即對美國政府強化企業監管職能敲響了警鐘。美國得克薩斯州萊斯大學能源問題專家彼得·哈特利事后評論稱，雖然漏油不是美國政府的直接“過失”所致，但它無疑使美國政府意識到石油開采業的高環境風險，并在法制層面進行反思，比如通過立法對石油開采業進行安全規范，制定相關事故的應急預案等。
 
　　“政府部門應從以下兩方面完善監管：一是在市場準入方面，對于海上作業者的準入資格要嚴格檢查，對技術條件、資信等要設立具體標準；二是要根據相關法律規范海上作業，作業過程要實時監控。通過政府監管的強化來督促企業加強安全生產，不能讓企業既當作業者，也當監督者。”董秀成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