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隨著國際油價屢創新高，在國內成品油價格上調的同時，新一輪能源價格體制改革的大幕也正在拉開。近日，《瞭望》新聞周刊從國家能源主管部門了解到，能源價格改革的一系列方案已基本做好了準備，一旦時機成熟將及時推出。據透露，時機成熟的主要標志之一就是CPI漲幅趨緩下宏觀經濟的回穩。

    本刊記者同時了解到，此次油電價格調整，不但不是社會傳言的早有預謀，相反屬于被動應對。發改委能源研究所所長周大地告訴《瞭望》新聞周刊，“實際上，之所以會選擇這樣一個CPI依然處于高位的時候對油電價格作出調整，可以說是不得已而為之。”這種被動而為，更加堅定了決策層盡快推進能源價格改革的決心。

    價格扭曲難以為繼

    國家發改委價格司副司長許昆林不久前指出，去年11月份國內成品油價格調整后，國際市場油價繼續攀升，特別是今年2月份以來漲速加快，使得我國成品油價格與原油價格倒掛的矛盾日益突出。由于我國原油消費近一半靠進口，煉油企業生產虧損加劇，造成了部分煉廠特別是地方煉廠停產和半停產，影響成品油市場供應。

    同時，石油公司的境況也讓政府非常擔憂。兩大石油集團高層多次在公開場合表示虧損嚴重，而其第一季度業績公告也印證了這一說法。發改委能源研究所高級顧問周鳳起對本刊記者說，“不管是什么性質的企業，如果面對著生產越多、虧損越多的情況，其生產積極性可想而知。”

    周大地更加直接，“實際上，從年初南方鬧‘油荒’，到前一陣北京也出現排隊加油的現象，就說明因‘倒掛’所形成的價格扭曲已經到了難以為繼的地步了。如果再加大補貼力度，既無能力，又不合理。”

    “說到底，國內成品油市場的緊缺不是資源緊張所致，而是扭曲的成品油價格體制造成，成品油價格體系一日不改革，國內成品油供應緊張的困局就難以徹底改變。”一位業內人士向本刊記者表示，“中國的能源價格改革已經是迫在眉睫。”

    實際上，早在去年年底，市場就已經預期國家會改革成品油定價機制，以改變油價倒掛的局面。但政府相關部門擔心在CPI一路走高的情況下，提高成品油零售價格會引起連鎖反應，因而遲遲沒有行動。

    “受今年年初南方雨雪冰凍災害和最近四川汶川大地震影響，油品需求大大增加，供應受到影響，加上進入夏季之后農用柴油需求的增加，成品油的短缺局面越發嚴重。這個背景下，調價是‘治標’，‘治本’還要進行能源價格改革。”一位受訪專家這樣告訴《瞭望》新聞周刊。

    營造價改社會環境

    “由于能源屬于戰略性資源，關乎國家經濟命脈，而且往往是牽一發而動全身，會對下游產品產生較大影響。國家在該領域的改革總是十分謹慎。而此次價格上調，國家之所以對上調后的形勢充滿信心，在于長遠戰略。”采訪中，多位專家認為，通過此次調價，一方面緩解供給的壓力，另一方面也著眼于為下一步的價格改革營造社會環境，其深層次的積極意義至少有二。

    其一，加速產業升級和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有利于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建設。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副院長王一鳴告訴《瞭望》新聞周刊，改革開放以來，國內高耗能企業快速發展，使我國的環境壓力受到空前挑戰，“我國偏低的資源價格不能及時和充分地反映市場供求和資源稀缺程度，許多高能耗企業缺乏降低能耗的動力，這在一定程度上加劇了資源的過度開發、過度需求和過度浪費，也使我們的生活環境遭受了嚴重破壞。所以，不理順資源性產品定價機制，我們要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是很困難的。”

    周大地也表示，長期以來，我國很多企業都將增加投入、增加消耗作為企業進一步發展的動力，而對提高技術含量、加速產業升級缺乏興趣，“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包括能源在內的能源資源性產品價格過低。市場機制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由于價格扭曲而導向有誤，由此形成的經濟增長方式也是粗放的，資源產出效率自然低。”

    其二，有利于在全社會形成正確的消費理念。周大地認為，中國社會已經習慣了低價能源，許多人對于能源不可再生的警惕性不足，對于能源消耗給環境造成的損害也沒有足夠的認識，“比如說不隨手關燈、水龍頭沒擰緊、空調開得過低等現象，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由于能源價格過低而讓人們覺得浪費一點沒關系。”

    從這個意義上講，理順價格不是目的，而是手段。采訪中，有專家強調道，“要通過合理的價格來引導全社會形成正確的消費理念，要倡導節約能源、保護環境的價值取向。我們要真正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就要重視這一點。”

    “能源價格也當反映能源資源的稀缺性，而過低的價格顯然是與此相違背的。”周鳳起告訴本刊記者，要改變這種狀況，價格杠桿無疑是最好的手段，“光靠宣傳教育，作用有限。靠法律規章，操作起來又有困難。只有價格才是最有效、最可靠的手段，‘限塑令’就是一個成功的例子。”

    對于不少人所擔心的拉高CPI的問題，周大地認為，調價令很多人想到CPI，這固然有道理，“但從長遠看，我們應該意識到，如果不調，會對社會經濟產生難以根除的負面影響。”他舉例說，“像運輸業，本來可以一天就跑完的活，現在得需要兩天，其中一天就在那等著排隊加油，難道這里的經濟損失小嗎？”

    改革需要穩健推進

    “中國的市場化改革，商品和服務走在了前頭，目前已基本實行了市場化，而生產要素和資源性產品的市場化機制還沒有完全形成。”在專家看來，中國能源價格的市場化進程走得太慢太長，即使在此次油電價格調整后，同國際同類價格相比，我國能源價格還低不少。而在經濟全球化的今天，要長期維持這種“價格洼地”的格局顯然不切實際。

    不過，王一鳴認為穩健的改革步伐比“一步到位”更符合我國的國情，“我們的目標已強調多次，就是要逐步建立能夠反映資源稀缺程度、市場供求關系和環境成本的價格形成機制。”其中關鍵指導思想是，在妥善處理不同利益群體關系、充分考慮社會各方面承受能力的情況下，積極穩妥地推進能源價格改革。

    王一鳴指出，即使是目前已經基本實現市場化的商品和服務市場，其定價機制也是經歷了一條從“雙軌制”到“逐步放開”再到“完全放開”的道路，“而對于石油這樣的戰略性資源的價格放開，更應該謹慎，必須是一個漸進的過程。”在他看來，以能源為代表的資源性產品價格改革，至少要持續十幾年甚至更長一段時間。

    有受訪專家指出，能源價格改革需要在總結歷史經驗的基礎上推進，特別要避免1988年“價格闖關”的教訓，防止草率和倉促改革引發過高通貨膨脹甚至社會動蕩的危機。

    “更何況，如今的石油已不僅僅是一種能源產品，而是演變成為了一種金融產品。”王一鳴進一步談到，“美國次貸危機爆發之后，大量的國際游資進入到以石油為代表的國際大宗商品交易市場，石油已經成為投機的對象，它的價格并不能真正反映需求基本面，如果我們此時草率地接軌國際油價將會對國民經濟產生巨大沖擊，顯然不可取。”

    周大地也認為，“由于我們欠債太多，如果一次到位，問題會變得很復雜。”也許正是出于這種考慮，6月8日，國家發改委副主任、能源局長張國寶在日本青森出席五國能源部長會議時明確表示，“中國國內成品油價格也計劃與國際接軌，但是，必須暫緩執行。”

    積極準備價改

    周鳳起認為，“目前來看，雖然已經取得了不少成績，但能源定價方面，依然顯得較為混亂，還有較長的一段路要走。”王一鳴則認為，能源價格機制改革并不僅僅是價格領域的問題，還涉及到整個能源領域相關機制的改革，涉及到國民收入分配體制的改革，其進一步推進需要綜合的配套措施和有利時機。

    綜合專家們的觀點，能源價改應在以下幾方面有所突破。

    首先，要理順政府和市場的關系。“不理清政府與市場的邊界，不改變政府直接配置資源的方式，不放棄行政性管理的辦法，宏觀和微觀一把抓，要真正做到依靠市場來定價是很困難的。”王一鳴表示。

    其次，在堅持市場化改革方向的同時，必須關注價格運行的基礎。“放開價格，必須要以市場信號準確、市場功能完善為前提。如果市場有效運作的基礎尚不成立，市場運行的結果就很難合乎人意。”王一鳴指出，世界上西方發達國家在能源定價方面也不是完全由市場決定，政府也在一定程度上加以控制，其原因就是市場也有失靈的時候。

    此外，也有專家表示，只有在一個充分競爭的市場體中，價格市場化對相應的生產供給才會形成良性促進反饋。而在保持資源行業壟斷體制基本不變的情況下，只消除行政管制，單純提高資源價格，結果將非常危險。因此，有必要適當放寬市場準入條件，提高市場的競爭性。

    第三，在價格調整的時機選擇上要更加積極主動。“曾經我們有過一些比現在更好的機會來調節價格，但由于多種原因錯過了，導致我們現在不得不在通脹壓力如此高的時候來上調能源價格。”周鳳起認為，“曾經的猶豫不決，讓我們如今在調整能源價格時總顯得比較被動。”他以燃油稅為例，“討論了八年，說擇機出臺，可一直沒有實現，不能說八年里都沒有好機會吧？”周大地也有類似的看法，“有的時候，我們在調整價格的過程讓人感覺考慮得過于‘周到’了。”

    第四，價格管理體制需要進一步完善。“目前的國家能源局只是國家發改委內的一個副部級機構，原先想設立更高層次管理機構的想法沒有實現，從協調能力和權威性上，給價格管理帶來了一些不便。”有專業人士這樣告訴本刊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