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不妨從將西亞北非產油國的‘需求安全’對接中國的‘供應安全’的思路，尋找長期性對策。具體而言，與海灣合作委員會國家的自由貿易區(qū)談判業(yè)已進行多年，應盡快完成該自貿區(qū)建設的談判，并批準實施。

    西亞北非產油地區(qū)的動蕩局面，不但沒有松弛的跡象，反而因為伊朗核問題的演變而變得越來越緊張。這種緊張會不會長期持續(xù)下去？中國如何保障自己在該地區(qū)的油氣進口利益？

    從國際政治的大氣候看，熱衷于在這一地區(qū)搞“政權更迭”的美國及其北約盟國有意志也有本錢繼續(xù)它們的政治工程。國際油價的持續(xù)上漲，意味著財富從美歐進口國流向中東產油國，盡管大量的“石油美元”還是回流進了歐美的跨國大銀行。而以“9·11”事件為標志的針對美歐的恐怖活動以及它所強化的基督教文明社會對伊斯蘭文明社會的偏見，意味著西方社會普遍充斥著“花了錢還買不到安全感”的意識流。不論針對某個具體國家政府的外交和武力行為依據是否經得起歷史的檢驗，在西亞北非推動以民主建設和民生保障為由頭的外部干預，在北約國家內部，沒有什么社會阻力。從實力對比看，不管美國和歐洲國家是否受金融危機之困，沒有一個中東國家具有抗衡北約國家常規(guī)軍事力量的實力或潛力。

    西亞北非地區(qū)國家之間，固有矛盾重重。遠交近攻、尋求地區(qū)外力量而相互制衡是各自政權生存的一個基本策略。絕大多數國家人口結構的低齡化以及產業(yè)結構的單一化意味著這些國家間的關系極不容易走出戰(zhàn)后數十年歷史經歷的輪回。

    阿聯酋、沙特等產油國紛紛在大力推進核電建設。它們根據全球核電建設公司建設和服務成本的性價比，優(yōu)先選擇的是韓國等國的公司，沒有偏好美歐這些提供“安全保護”國家的企業(yè)。雖然是市場法則在起作用，北約國家對那些不差錢的中東國家增添了又一份不悅。核能發(fā)展，從民用轉向軍用，并不是什么難事。今天是伊朗的核項目被懷疑有軍事用途，誰也沒法保證其他中東國家的核項目未來不被視作地區(qū)安全威脅，成為下一個卷進外部力量應對的目標。

    眼下，吸引我們關注的問題是圍繞伊朗核問題的國際政治斗爭會不會影響霍爾木茲海峽的暢通。其實，這個問題的現實意義，不是這個油運通道是否受阻，而是受阻后恢復暢通所需要的時間長短。至于由誰來掌管這個通道，其實并不那么緊要。蓄意影響油船的順利通過，是與全球經濟和社會為敵，地區(qū)內或地區(qū)外的國家政府都不會去承擔那個后果。

    那么，中國這個不得不長期依賴西亞北非石油的國家，是不是就那么束手無策？從軍事的角度看，我們的選擇空間確實有限。“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這個地區(qū)太復雜，卷入容易，脫身難。試圖在那些國家間展開政治和外交斡旋，也不見得就是各方所需。費力但不討好，是可以預見的效果。外交方面當然可以有所為，但于穩(wěn)定地區(qū)油氣進口格局而言，至多只能起到輔助性作用。

    我們不妨從將西亞北非產油國的“需求安全”對接中國的“供應安全”的思路，尋找長期性對策。具體而言，與海灣合作委員會國家的自由貿易區(qū)談判業(yè)已進行多年，應盡快完成該自貿區(qū)建設的談判，并批準實施。

    油氣將長期是海合會國家出口的拳頭產品。中國市場對石油消費的需求剛性，在全球難以找到替代市場。通過自貿區(qū)與中國對接，符合相關國家的利益，不論其政權如何更迭。在短期內，這種對接會對中國的油氣產業(yè)形成一些競爭性壓力。但是，從長期而言，這是降低供應大減乃至中斷的政治風險的不二途徑。

    在這一方面，我們不妨從美國與委內瑞拉的石油供銷關系中得到啟迪。委內瑞拉的石油公司，在近年國有化之前，便在美國建立了一整套的加工和銷售體系，加工能力僅次于其國內規(guī)模；輸往美國市場的原油一直占委內瑞拉出口的最大份額（根據美國能源部的數據，2010年為34%；占美國石油進口總量的10%）。不論其政府和政策如何變更，委方都沒有本錢向美國減少供應。美國也沒有把自己的石油消費市場作為與委方在外交和政治層面爭議的犧牲品。美方人士關心委內瑞拉與中國開展石油貿易的實質是擔心自己進口來源的競爭。

    當然，有了這個自貿區(qū)，并不意味著全天候的供應安全保障。但是，它是我國外部能源供應不穩(wěn)定性的一道防火墻。

    特別是在發(fā)達經濟體自身的油氣消費已經進入穩(wěn)定期，油氣儲備充足，美國開始走向成品油凈出口國等全球能源大勢的背景下，加速與西亞北非石油出口國的能源供銷一體化，對中國而言，具有迫切性。

    從一個更為廣闊的角度看，加大能源產品在中美商品貿易中的分量，也應納入我國的能源供應政策選擇范疇。中美關系正�；�之前，我國確實遭受了長達20年美國領頭實施的全面貿易禁運。我們也必須看到，禁運的發(fā)生有其特殊的國際政治大背景，是100多年中美兩國在能源領域互動的例外。經過30多年的改革開放，中美之間以及中國與世界其他國家間的廣泛產業(yè)聯系大大降低了禁運再次發(fā)生的可能。

    當今美國的能源出口政策，受政府許可證制度管制。中美能源合作的基調是促進在中國的能源開發(fā)，節(jié)能降耗，促進環(huán)保，而不是兩國間的能源貿易。這些都是事實。

    同時，我們也不能不看到，能源產品的出口也是美國在其國內創(chuàng)造就業(yè)機會，促進美國經濟增長的一個途徑。近幾年，美國的煤炭公司在推動向中國出口的過程中遇到了一些環(huán)保組織的阻力。這個現象，從一個側面告訴我們，推進兩國間能源產品貿易的美方力量也不可忽視。

    就目前的美國國內政治氣氛而言，試圖與美國就能源產品貿易達成協定，很可能適得其反。但是，如果我們通過改革外資能源供應商進入中國下游市場的途徑，日積月累，更大規(guī)模地消費美國產能源，并不見得是天方夜譚。

    市場層面的相互依賴當然不是避免來自包括美國在內的第三方蓄意干預中國能源進口的靈丹妙藥，但是它有助于提高干預的理論可能變成現實的外方自身成本。我們從事涉及美國的能源安全話題討論，有必要從“誰控制了石油，誰就控制了所有國家”的所謂國際能源政治定律中自我松綁。

    總而言之，面對西亞中東地區(qū)動蕩，思考應對我國獲取境外能源供應的不穩(wěn)定性挑戰(zhàn)，要求我們進一步解放思想，努力從結構性、趨勢性的框架性政策機制建設入手，加大我國能源市場的外資全面參與程度，避免一次又一次地出現措手不及式的恐慌。世界上那么多的國家都將通過國際能源上下游一體化的途徑納入保障自身的能源供應安全的框架，我國沒有獨善其身的本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