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威夷海岸一角 



位于美國夏威夷的一家藻類養殖基地



由夏威夷深海水制成的飲用水

    海洋與森林、濕地并列為地球三大生態系統，是維護全球生態安全的重要屏障。海洋在為人類提供大量資源的同時，也正在遭受各種各樣的污染。因此，適度利用并保護海洋資源是人類面臨的緊迫課題。

　　海洋石油開發——步伐加快 治理緊迫

　　21世紀是海洋的世紀，隨著新一輪海洋經濟的大發展，海上石油開發產業方興未艾，但是也帶來了嚴重的社會與環境問題，尤其是石油泄露問題時有發生，嚴重污染與破壞海洋生態，使海洋生態面臨更加嚴峻的危機。

　　最典型的案例是2010年4月，美國墨西哥灣“深水地平線”海上鉆井爆炸沉沒，造成大量原油泄露，使墨西哥灣的海洋生態與瀕危物種遭到嚴重破壞。同樣，我國海上石油開發的形勢也很嚴峻。我國海上各種溢油事故每年發生約500起，很多是重大溢油事件，如1980—1997年發生重大溢油事件118起。再如，1989年青島黃島油庫爆炸起火，600多噸原油流入海中。僅青島港1979—1989年就發生各種溢油事故208起，溢油5810噸。今年6月，中海油與美國康菲公司的合作項目，蓬萊19—3油田在渤海灣發生了重大漏油事故。

　　石油污染物進入海洋環境后，會造成多方面的危害。石油進入海洋后，通過食物鏈最終在人體內聚集，從而對人體健康造成嚴重危害。污染物會對海洋生物的生長、繁殖以及整個生態系統產生巨大影響。污染物中的毒性化合物可以改變細胞活性，使藻類等浮游生物急性中毒死亡。

　　當海洋中的石油濃度在0.0001mg/L至0.001mg/L時，就對魚卵和魚類的早期發育產生影響。而石油油膜在水面的覆蓋作用會導致鳥類大量死亡。石油中的重質組分沉入海底，會對底棲生物造成危害。石油污染能夠抑制光合作用，降低海水中氧的含量，破壞生物的正常生理機能，使漁業資源逐步衰退。在被污染的海域，惡劣的水質使養殖對象大量死亡。存活下來的也因含有石油污染物而有異味，無法食用。資料表明，魚類和貝類在含油量為0.01mg/L的海水中生活24小時即帶有油味，如果濃度上升至0.1mg/L，兩三小時就有異味了。因此，被污染海域的養殖戶遭受嚴重的經濟損失。受洋流和海浪的影響，海洋中的石油極易聚積于岸邊，使海灘受到污染，破壞旅游資源，給當地旅游業造成沉重打擊。

　　過去，在石油污染治理中，物理和化學處理是主要方法，物理處理包括建立油障（圍油欄），將溢油海面封閉起來，使用撇油機、吸油帶、拖油網等將油膜清除；投入吸附材料（海綿狀聚合物、椰子殼、稻草、鋸末、浮石粉和玉米粉等），將漂浮在海面上的大量油污吸附；在海上條件允許的情況下采用燃燒法處理海上油污，效率較高，但容易造成二次污染；對于海岸帶的污染可用高壓水槍清洗。

　　化學處理是利用化學清洗劑和除垢劑消除石油污染物或抑制石油擴散，特別是在石油運輸船或鉆井平臺溢油事故初期，這是較為有效的方法。但這些化學試劑的副作用比石油污染泛濫的直接經濟損失要大得多，人們對受污染海鳥的搶救與護理經驗證實了這一點。因此，上世紀70年代以來，不少國家已下令禁止使用化學處理方法。

　　從上世紀90年代起，隨著生物技術的發展，生物修復技術在石油污染治理方面逐漸成為核心技術，成為當今石油污染去除的主要途徑。生物修復是指利用生物的代謝活動催化降解有機污染物，從而去除或消除環境污染的一個受控或自發進行的過程。同傳統的物理、化學處理方法相比，生物修復具有巨大優勢：生物修復對人和環境造成的影響最小，它能夠使污染物最終分解為二氧化碳和水，而且過程迅速，費用低。

　　雖然國家為了保護和改善海洋環境，保護海洋資源，防治污染損害，維護生態平衡，保障人體健康，促進經濟和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先后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海洋環境保護法》等多部法律法規，并對海洋環境保護發揮了一定的作用，但還存在一些棘手的問題，尤其是石油污染對海洋生態環境的損害賠償和修復制度在法律執行過程中缺乏可操作的實施細則和辦法。因此，需要從法規制度上對保護海洋和海岸帶生態環境予以規范，同時借鑒發達國家的經驗，有效防止海洋石油污染事件的發生，保護、治理好海洋生態環境。

　　對于海洋生態損害賠償補償的法律機制，我國業內已經呼吁多年，但在立法層面始終沒有建立相應制度，對于各類開發活動造成的海洋生態損害的補償和賠償大多停留在口號上。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海洋環境保護法》，進行海洋石油勘探開發活動造成海洋環境污染的，處以3萬元以上20萬元以下罰款。由于海上情況復雜，一旦發生溢油污染，消除其危害及影響的成本巨大，風險極高，現行法律規定的最高20萬元的處罰不足以彌補海洋生態環境的損失和修復需要的成本。國家海洋局有關負責人表示，當前我國相關法律的確存在不適應海洋石油開發和環境保護要求的現象。我們需要對相關法律進行修改完善，以改變“守法成本高、違法成本低”的局面。

　　在美國鉆井平臺發生爆炸并造成嚴重環境災難一年半之際，美國總統墨西哥灣生態系統恢復特別工作小組發布海灣生態修復方案報告第一稿。墨西哥灣生態修復包括棲息地、水質、資源恢復和保護，及提高生態恢復力。遭受污染的生態系統異常脆弱，抗干擾能力弱，所以美國的修復方案中加入對富營養化、含污染物等海洋輸入水體（河流、雨水、船舶壓艙水等）的限制。海洋生態系統修復是需要大量資金、人力和時間的工程，墨西哥灣修復方案中有值得我們借鑒的地方。

　　修復工作中，美國采用了適應性管理，即通過在管理過程和結果中學習知識，從而確定和優化管理戰略的系統方法。方法重視對不確定性環境和事件的動態學習、信息反饋和調整能力，這一理論方法對于現代社會突發事件的應急管理機制研究，具有重要的方法論意義。

　　目前我國管理理論界對適應性管理的研究還不夠深入，未將適應性管理模式作為工具用于具體的實驗案例。將適應性管理應用于海洋漏油等急性事件的處理中，可以使我們在過程中獲得一個全新的角度和方法，避免科學研究成果滯后而無法用于具體案例實踐，同時也有助于應急政策、法規、應急預案的制定者和參與者形成共識，共同構建和完善符合我國國情的應急管理體制。

    海藻制油 海上風電 海水淡化：科學索取

　　不久前，記者到夏威夷參觀了一家已投產3年的藻類養殖、制油公司。在這里，海洋原生高脂肪品種的海藻被養殖在很粗的塑料管中。海藻的繁殖速度非常驚人，沒幾天,養殖管就因為海藻繁殖飛快、密度猛增而變成了很深顏色。海藻喜歡陽光，所以養殖海藻的管子一般都安裝在露天或是房頂。海藻還有個非常有意思的特性，就是一定要到它們很餓的時候再一次投入大量養料，它們就會猛長脂肪。最后，收獲的海藻烘干后被冷藏起來，其中的脂肪提煉出來并經過加工，就成為環保綠色的燃料了。

　　據介紹，海藻種類繁多，既有數層樓高的巨藻，也有肉眼無法識別的微藻。不論巨藻還是微藻，都有脂肪含量特別高的幾個品種，個別品種的脂肪含量更是高達70%。據研究，海藻是一種非常理想的產油生物，海藻比陸地植物更易于轉化為燃料。統計數據表明，海藻的產油效率是多數生物燃料作物如玉米及大豆的數百倍，約5千克海藻就可生產1升燃料。

　　美國能源部自2010年起向研究解決藻類生物燃料問題的團隊提供數千萬美元的資助，主要研究藻類生物燃料的可持續性、液化可行性以及海藻培養技術和燃料的大規模生產。

　　海藻制油，只是海洋資源開發中一個小小的應用項目。風電是海洋資源開發的另一個重要部分。

　　美國決定在2035年實現80%的電力供應來自可再生能源，政府還宣布要出資5050萬美元，支持海上風電技術研發。美國的目標是，到2020年具備1000萬千瓦海上發電能力，發電成本有望由每千瓦時20美分降為10美分。

　　如今，制約海上風力發電的最大瓶頸是成本較高。據美國相關機構測算，每生產1000千瓦時的電力，陸上風力發電成本為97美元，太陽能光伏發電為211美元，燃氣輪機發電為125美元，核電為114美元，燃煤為109美元，而海上風力發電為243美元。海上風力發電成本居高不下的主要原因是海上風力發電廠一般都建在比較深的海域，但據專家分析，隨著海上風力發電的普及和技術的進一步升級，成本降低還有很大空間。

　　1974年成立的夏威夷州自然能源實驗室的主要職責是研究深層海水的開發和利用。現在，實驗室在海水淡化方面技術領先。

　　實驗室轄下有近30家企業，每年產生約300萬—400萬美元效益，創造超過200個職位。由夏威夷深海水制成的瓶裝飲用水，就是實驗室的明星產品之一，口味相當不錯。據介紹，這種水每天生產100萬瓶，供應當地及日本市場，銷量良好。實驗室管理局營運總監沃爾介紹說，開發深海飲用水是保護當地自然環境的一種有效方式；夏威夷海洋深層水的微量元素比例與人體內微量元素含量比例幾乎完全一致，是非常健康的飲用水。但目前由于技術上的限制，生產成本較高，相當于普通飲用水的2—3倍。

    權益爭奪日漸凸顯

　　廣袤浩瀚的海洋對于人類意味著什么？

　　1609年，被譽為“國際法之父”的荷蘭法學家格勞修斯發表了《海洋自由論》，闡述了海洋自由航行的論斷。19世紀初，美國軍事家馬漢的“海權論”主張，闡述了爭奪海上主導權對于主宰國家乃至世界命運都會起到決定性作用。伴隨著人類開發利用自然活動的不斷深入，人們逐漸發現，海洋不僅是國家間權力較量的場所，也是資源的寶庫，是人類賴以生存和發展的自然資源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早在2000多年前，古羅馬著名政治家、法學家西塞羅就曾預言：“誰能控制海洋，誰就能控制世界。”而國家對于海洋的控制方式從古至今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從早期的爭奪霸權逐漸演變為在國際海洋法制背景下的海洋權益的爭奪和分配。

　　進入21世紀，由地緣政治、大國博弈、海洋安全等因素誘發世界格局的新變化，基于開發海洋資源的迫切需求和海洋生態環境日益惡化的現狀，促使世界主要海洋國家掀起了通過立法維護自身海洋權益的新一輪海洋立法熱潮。

　　1945年9月28日,美國總統杜魯門發布關于大陸架的公告，宣布“處于公海下但毗連美國海岸的大陸架的底土和海床地自然資源屬于美國，受美國的管轄和控制。”公告激起世界各國的關注，許多國家紛紛效仿，這是促成第一次聯合國海洋法會議召開的重要契機。

　　自1958年以來，經過兩次聯合國海洋法會議，通過了一系列關于公海、大陸架、領海與毗連區、公海生物資源與漁業等公約。而第三次聯合國海洋法會議則是海洋法發展史上里程碑式的一次盛會，會議于1982年通過的《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不僅修改完善了已有的海洋法制度，而且建立了群島水域、專屬經濟區、國際海底等新制度。公約得到了國際社會的普遍接受并成為世界“海洋憲章”。

　　公約劃分了各種具有不同法律地位的海域，其中規定沿海國在其專屬經濟區內享有勘探、開發、養護和管理海床和底土及其上覆水域的自然資源的主權權利和管轄權。沿海國對其大陸架的資源也擁有主權權利及相應的管轄權。公約還規定國際海底區域及其資源是人類共同繼承遺產，任何國家不應對區域內的任何部分或其資源主張或行使主權或主權權利。公約體現了開發利用與保護并舉的原則，這主要體現在第十二部分“海洋環境的保護與保全”，要求各國的資源開發應符合以下目標：各國應采取防止、減少和控制海洋環境污染的措施；不應將損害或危險轉移或將一種污染轉變成另一種污染；各國應為保護和保全海洋環境進行國際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