監管層謹慎
出于金融企業自身系統風險等因素考慮,無論是金融監管機構還是產業監管機構都對產融結合一直持謹慎態度,官方發布的《2006年金融穩定報告》中曾明確提出,不支持產業集團直接或間接控股金融企業。
此前,銀監會對企業進入金融領域的限制是“兩參一控”(同一股東入股同質銀行業金融機構不超過2家,如取得控股權只能保留一家),而中石油、中糧集團等一些央企參股和控股的金融機構超出了該規定。
“金融本身是高風險的行業,混業經營后風險加劇,而企業做銀行、保險、投資等業務的風險就更大。”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杜金富在兩會期間接受《財經國家周刊》記者采訪時說,“美國金融業的混業經營,衍生了很多金融產品出來,這些產品的風險很大,高杠桿率已經超出了管理者自身的負債能力,最后引發了金融危機。”
企業在產融結合過程中,大量的內部交易將加速風險的傳遞,如果沒有在金融資本和產業資本之間建立一道有效的防火墻,將會引起連鎖反應。
針對目前大型中央企業踴躍入股銀行、信托等金融企業,中國銀監會主席助理閻慶民在接受《財經國家周刊》采訪時表示,“銀監會對產融結合原則上不提倡,目前只允許國家戰略資源及上下游產業鏈上的相關企業入股商業銀行。”
有業內人士認為,銀監會對于央企入股商業銀行較為謹慎,其原因在于產業資本控股的銀行很容易規避金融監管部門的監管。有擔心認為:央企控股商業銀行,則難免吸納存款以直接用于大股東的投資項目,這顯然將直接危害存款安全。
但是,閻慶民否定了上述問題:“現在的商業銀行都有著完善的法人治理結構,任何重大決策都要通過董事會表決,即使央企成為銀行的大股東,在董事會里有著絕對的話語權,但他們的每一項投資還要受到國資委的監管。”
而對產融結合不斷深化發展的現狀,國資委一位相關負責人表示,目前國資委正在研究,大型國有企業集團的產融結合該走到哪一步比較合適,同時要注意防范哪些風險。
風險之憂
憑借著雄厚的資金和背后的產業支持,央企成為這一波產融結合中的主力。但是,在中國銀行遼寧分行副行長陳衛東看來,這些企業在金融運營方面并不具備優勢,缺乏專業化的團隊和知識,運營效益不一定高,一旦經營管理失誤,所承擔的風險也非常大。
“從產融結合的角度看,在趕超時期,大企業通過進入金融領域來籌集資金,這種方式容易將產業領域的風險傳導至金融領域。”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企業研究所副所長張文魁對產融結合的現狀表示了擔憂。
在中國黃金集團吳剛梁看來,產融結合的風險在于實體企業與金融機構謹慎的經營理念格格不入,很多實體企業入股金融機構后,激進的經營行為導致了金融業務的過度擴張,最終導致金融機構破產倒閉,坍塌的“德隆系”就是典型的例子。
“德隆失敗的原因在于沒有把握產融結合的真諦,企業做金融主要是兩種動機:服務內部或多元拓展。服務內部的金融業務在發展中要與產業發展緊密合作,以服務內部為本整合資源,開展業務;多元拓展則立足金融,以金融的態度做金融,服從金融行業的規律。”
對于德隆的失敗原因,王云總結說,“德隆在發展中以產業為幌子,追求快速擴張和資本運作能力,忽視了各個產業的業務競爭力培養,并且其產業和金融是簡單的業務協作,缺少風險屏障。長此以往,金融行業的發展缺少了產業的支持,二者發展逐步脫節,放大了經營風險。”
安邦咨詢則認為,雖然政治制度不同,但日本的財團體制,和中國大國企體制差不多。
安邦咨詢分析師指出,在日本,如果一個財團的某一個或幾個企業經營不善或面臨破產,財團內部的其他企業就有責任去出手相救,導致很多資源被浪費在已經過度發展的行業里。在中國,央企或者地方國企出現了問題,中央或者地方政府會出面,讓本系統的其他企業出面“搭救”,或者干脆用財政收入給企業注資,結果同樣也是消耗掉社會寶貴的經濟資源。
而中國產融要真正一體化,結果可能比日本更為糟糕:一旦央企實業經營出現問題,它可能根本不需要政府出面,因為自己手里有銀行,它會直接拿社會儲蓄資源來拯救企業。
“央企甚至無法和日本大財團相比,因為日本企業畢竟是在國際市場上沖殺出來的。”安邦咨詢認為,“在經濟繁榮時期,央企高利稅的來源,其實是通過壟斷地位向上下游的企業獲取財富,而并非自身效率提升的結果。它們向金融系統擴張的資金來源,不是自己苦心經營的盈余積累,而是政府積極財政和寬松貨幣政策向其資源傾斜的結果。一旦經濟衰退,整個社會資源可能一下子被產業金融巨頭吸干,那么中國經濟就會陷入漫漫無絕期的大蕭條之中。那時,產融一體化的惡果,可能比今天的日本經濟還要大。”
目前,國資委的產融“達摩克利斯之劍”懸而未落,在監管空白的地帶,央企們追趕的“金融末班車”能駛出多遠,會醞釀怎樣的風險,一切仍有待觀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