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趙曉

　　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經濟持續高速增長，堪稱世界奇跡，但中國的主權信用評級在2003年底之前一度維持了10年不變的BBB級，直到2005年之后才得到一定調升。然而，今年4月，穆迪確認中國主權信用評級為Aa3不變，但將前景由“穩定”下調至“負面”。而在4月9日，惠譽亦宣布調降中國長期本幣發行人違約評級。穆迪和惠譽的理由是：擔心中國地方債務上升、土地財政依賴以及影子銀行的負面影響。

　　穆迪和惠譽擔心的背后也反映出最近一年來國際上對中國經濟的唱衰大潮。過去國際上唱衰中國曾幾起幾落，但這一輪的不同之處在于，中國經濟從某種角度上講確實面臨前所未有的風險。

　　在國際層面，美元回流可能造成的周期性風險值得中國經濟警惕。盡管目前美國沒有馬上收緊貨幣政策，但普遍預計，這只是時間問題，2013年始，一輪長達6年的美元指數的上升很可能已經悄然啟動，美元回流的大的周期將給新興市場特別是中國這樣的亞洲市場造成沖擊，有人甚至估計亞洲的樓市可能腰斬一半。中國經濟特別是泡沫高懸的樓市會怎樣?無疑需要我們警惕。

　　在國內層面，我們也正面臨著結構型風險和制度型風險。結構型風險是指中國經濟存在著深層次的結構問題，目前已經到了一個難以為繼的地步。一個突出的表現就是宏觀經濟的投入產出效果的逆轉。過去我們投1塊錢可能贏得3塊錢的增長，現在我們投更多的錢進去，卻無法實現同樣的經濟增長。中國的企業以及地方政府的投資回報率整體上甚至已經不敵銀行的貸款利率，面臨技術上破產的困境。制度型風險則是指中國制度面臨全面轉型的壓力，由此引發社會震蕩以及人心不穩進而出現移民浪潮等風險。

　　上述三大風險的確存在，中國需要直面這些已經存在或者將會發生的風險，特別是防范三大風險的疊加，但又沒有必要據此對中國經濟過分悲觀，還要看到中國經濟存在著抵抗風險的能力以及進一步發展的機遇。 中國政府需要做的事情就是把握經濟發展大勢、果斷加大改革力度，給民營企業釋放更大發展空間。過去中國民營企業具有三大低成本優勢：低工資成本、低人權成本和低生態成本;與此同時，卻也面臨三大高成本劣勢：高政務成本、高金融成本、高土地成本。過去幾年，民營企業的三大低成本優勢越來越不復存在，特別是工資成本連續5年年均增長近20%，但三大高成本壓力卻不見減輕，反而越來越沉重，這使得中國民營企業陷入改革開放以來的空前的困境。中國未來改革的方向，就在于通過土地改革、政府改革、財稅改革、金融改革等來降低這三大高成本，給中國民營企業以活路，同時也給中國經濟找到新的出路。

　　中國民營企業向來有給點陽光就燦爛、給點雨露就滋潤的草根活力，同時這些年又積累了相當的實力。如果十八屆三中全會能夠啟動新一輪的改革，為民營企業減負，那么有理由相信：中國經濟仍有希望，而像萬達這樣的優秀民營企業則會發展得越來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