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雙方將于7月在美展開新的戰略與經濟對話，這對于當前全球經濟和金融形勢的演變無疑具有重大意義，對未來中美雙方在全球經濟和金融體系中所扮演的角色也具有重大意義。從美國當局提出重構戰略對話的角度看，中美雙方完全可能在新的戰略對話機制下取得重大進展，并影響到全球拯救金融危機的進程；從市場的角度出發，對中美重構戰略對話亦應有所準備，并不斷適應由中美雙方戰略關系密切加深所帶來的變化，在全球共同努力拯救危機、構建新秩序的過程中，尋找利益優化的路徑。

　　重構與升級對話機制同步

　　在金融危機之前，中美戰略經濟對話無疑是富有成效的，全球金融危機的惡化延伸則在推動中美對話升級的條件下，提供了重構中美對話的重要條件。這無疑預示中美兩國在相互協調、相互合作的過程中，增加了更多的和更豐富的領域和內容，其中最令市場關注的是中美雙方在金融市場領域的協調合作，可能會籍重構戰略對話的機遇出現較為顯著的進展。全球金融危機至今，歐美金融機構從中資銀行中陸續撤退，有效地彌補了資本頭寸和經營資金流的緊張局面，外資金融機構的撤退沒有產生負面效應，而中資金融機構更獲得了在歐美開設分支機構的明顯進展，這體現了在中美、中歐戰略合作機制下，共同努力化解金融危機的效率，同時也是重構中美戰略對話機制的重要動力，顯然，歐美金融機構不可能永遠撤資，與中資金融機構在危機條件下繼續深化合作，不斷拓展金融領域的合作空間就是中美重構戰略對話機制中最為重要的一部分內容。

　　當然，中美雙方在金融領域的合作只是中美戰略對話機制的一部分，此外還包括在政治軍事等領域的重大議題，但目前來看，對全球市場影響最大的就是中美雙方在金融領域的合作對話。對于不久之后中美雙方會在金融領域合作達成哪些議題、共同展開哪些活動，目前當然還沒有更明確的信息來預測，但是雙方在金融領域的合作必然是以中美金融機構的業務延伸為前提的。2009年歐美當局都加快放開對中資金融機構本土化的限制，這是一個積極的信號，這也是金融市場由此預測未來前景的出發點。這種前景將推動中美、中歐金融體系進一步合作開辟業務活動領域，對于化解危機的沖擊、調整優化全球金融市場結構都具有重要意義。在這種條件下，外資銀行加快發行人民幣債券、外資公司在A股上市等，都同樣具有積極的意義。

　　不宜過度突出人民幣問題

　　中美重構戰略對話機制必然是中歐戰略對話機制升級的先聲。可以預見，在此之后，中方可能會與俄羅斯、巴西和韓國、日本等升級調整戰略對話機制。這是在全球共同努力應對金融危機形勢下的新進展，是適應和維護G20機制發揮應有作用的重大進展。當然，在中美重構戰略對話機制之外，還有金磚四國合作機制、區域合作機制等更多的積極努力，這對于維護和改善世界經濟金融秩序都是有利的和必需的。在這樣一種全球共同努力、協調合作的框架下，過度突出某個國家的某個領域的問題就是很不合時宜的，人民幣問題顯然就是這樣的問題。如果從中美重構對話機制、G20等全球性和區域性合作機制取得重大進展的背景中看，人民幣問題可能并沒有那么大的效應。

　　由于人民幣積極推動結算制度改革、區域國際化等因素，人民幣的流通使用范疇必然會擴大，而外資銀行已經獲許在香港發行人民幣債券，這些則反映了全球金融市場新的空間和領域，而且中國巴西貨幣互換等同樣也會推動巴西金融市場更為有效地應對金融危機的沖擊。雖然現在人民幣結算制度改革正在籌劃，人民幣貨幣互換合作、人民幣國際化等問題是市場十分關注的焦點，但在全球合作、共同努力的框架下，不存在單獨通過人民幣投機獲得重大利益的條件，甚至市場和投資者過分依賴人民幣結算等領域的預期也可能受到影響，人民幣問題只是拓展全球發展新空間的一部分，而絕不會是全部。

　　重構與優化全球金融體系

　　實際上，中美重構戰略對話機制為全球市場和投資者，勾畫了重構和優化全球金融體系的前景。或者說，中美新的對話機制是G20等全球重大合作機制的重要動力，并將推動全球的共同努力繼續取得成效，逐步在金融危機不斷深化的形勢下，在重構和優化全球金融體系、世界經濟結構等重大方向繼續前進。這個過程是對全球化的總結和推動，而不是全球化的終結。同時，這也是全球化第一階段的必然歸宿，即在既有的條件下，共同努力構建新的發展機制，并最大程度地分解消化全球化危機的負面后果。全球金融市場在這種前景的影響下，所產生的積極變化是可以期待的，共同構筑新的金融合作機制、拓展金融合作空間也是必然路徑，最終這些重大變化將會反映在金融市場之中。